【2020年6月1日】共享出行平臺的稅收治理難點

共享出行平臺的稅收治理難點

（一）共享出行平臺的稅制缺失
  納稅主體、課稅對象和稅率是稅制三大要素，三大要素的準確界定是解決稅收治理難題的突破口。滴滴平臺存在下列稅收治理難點：
  1.納稅主體難以確定
  第三方支付平臺和滴滴平臺由于開展業(yè)務的范圍、規(guī)模較大，進行工商登記是必經程序，成為納稅主體是明確的。但是將網約車司機確定為納稅主體的可行性存在一定的技術難題，因為稅務機關從未對網絡約車的接單司機進行過納稅登記，也未對這網約車司機進行過稅務檢查。
  滴滴平臺交易中的資金流呈現“需求方—第三方支付平臺—交易平臺—供給方”的流動狀態(tài)，將資源供給雙方聯接起來并依托互聯網技術、平臺算法等，使得監(jiān)管存在盲區(qū)。資源供給雙方、交易平臺出于隱私、稅收等目的，傾向于利用互聯網技術變更或隱匿真實的姓名、身份和地址，從而加大了稅收征管的難度。
  2.課稅對象界限模糊
  課稅對象反映了征稅的范圍和界限，是區(qū)分不同稅種的主要標志。課稅對象難以認定的一個原因是，新興的經濟模式往往采用了大數據、互聯網等人工智能技術，將傳統(tǒng)的業(yè)務模式進行線上、線下的重新整合，仍舊以原有的課稅對象判定標準來衡量勢必存在界定模糊的問題。滴滴平臺提供的網絡約車服務，歸屬于交通運輸服務還是現代服務業(yè)，依然存在爭議。爭議的核心點為，滴滴平臺提供的業(yè)務類型的實質究竟是什么。滴滴平臺如果是為乘客提供運輸服務，則應按照交通運輸服務項目繳稅；平臺如果是為司機提供中介服務，借助信息技術，快速匹配、定位乘客，則應按照信息技術服務繳稅。實際業(yè)務中，滴滴平臺是為雙方提供服務的，這就使得判定其業(yè)務對應的征稅類別存在困難，其經營內容實質上是交通運輸業(yè)務，但形式上卻有多種運作模式。

3.稅率無法合理確定
  目前滴滴出行按照交通運輸服務繳納增值稅，且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如果滴滴出行被認定為屬于現代服務業(yè)，則適用的稅率為6%，增值稅稅負將會大幅提升。但相關共享出行的政策規(guī)定并未清晰界定所屬征稅類別與適用稅率，因此滴滴出行仍然存在稅率無法合理確定的現象。同樣，滴滴平臺的網約車司機獲得的收入也存在適用稅率無法合理確定的情況。由于稅法尚未明確網約車共享平臺的課稅對象與稅率適用，稅務機關征稅時缺乏相應的政策依據，這導致共享平臺涉稅事項的適用稅率具有不確定性。

（二）共享出行平臺的稅收管轄權爭議
  我國流轉稅收入是按照“生產地原則”進行征收的，即企業(yè)一般向其機構所在地繳納增值稅。滴滴出行的機構所在地位于天津市經濟開發(fā)區(qū)，而其業(yè)務收入來自于全國各地，根據我國流轉稅征收原則，滴滴平臺的收入由天津市稅務局征收，相應地造成交易所在地的稅源流失。交易所在地與機構所在地的稅務機關對共享平臺如何征稅的問題產生爭議。乘客在A地享受網絡約車出行服務，但平臺注冊地可能在B地，那么按照現行稅收管轄權制度，平臺業(yè)務歸屬于注冊地B地稅務機關的管轄范圍，與消費地無關。有的共享出行平臺還提供多地開票服務，乘客在C地享受網絡約車出行服務，然而網絡約車司機卻選擇在D地開具發(fā)票，這顯然增加了網絡約車稅收征管的難度。

（三）共享出行平臺的稅源征管
  由于從事網絡約車業(yè)務的司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利用閑余時間兼職，他們沒有相應的勞務合同，也沒有通過全面系統(tǒng)的勞務登記，加之網絡約車共享平臺的準入和退出門檻較低，這就導致了網絡約車司機的停業(yè)和歇業(yè)比傳統(tǒng)出租車司機更加靈活，這進一步加大了稅收波動性，給稅收征管和稅負穩(wěn)定帶來負面影響。
  傳統(tǒng)經濟組織結構明晰，稅務機關可以采取“以票控稅”的方式完成對經濟體納稅的監(jiān)管，個人稅款的繳納依賴企業(yè)、單位等組織結構的代扣代繳。
  滴滴平臺更多地扮演著橋梁、紐帶、服務者的形象，平臺與個人間的關系與傳統(tǒng)組織中的勞動雇傭關系差別較大，平臺是否對個人取得的收入負有代扣代繳的責任還存在爭議。

作者簡介

蔡昌，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稅收籌劃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海淀區(qū)知聯會副會長，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稅收理論與政策，產權稅收學，數字經濟稅收治理問題等，在《人民日報》《財政研究》《稅務研究》等雜志發(fā)表學術論文100余篇。
李艷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稅務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