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對富人加稅可能適得其反？

為什么對富人加稅可能適得其反？

　　來源：新京報

　　時間：2025-10-04

　　原文作者/托馬斯·索維爾

　　編輯/宮照華

　　導語校對/陳荻雁

　　然而，這種看似理所當然的政策建議，背后卻隱藏著一個被忽視的關鍵問題：人不是棋子，不會被動地接受政策的擺布。他們會預見、反應甚至逃離，導致政策效果與初衷南轅北轍。

　　在《社會正義謬誤》這本書中，作者托馬斯·索維爾將借助經濟學與歷史事實，揭示所謂“棋子謬誤”如何在稅收、工資、價格管控等政策中反復上演，進而引發(fā)我們對于社會正義實現(xiàn)路徑的深層思考。

　　《社會正義謬誤》

　　作者：[美] 托馬斯·索維爾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9月

　　什么是“棋子謬誤”?

　　社會正義的倡導者，或其他任何人，再也不能無憂無慮地假設他們所推崇的特定法律、政策必然帶來他們所期望的結果，卻不考慮被強加這些法律、政策的人會如何反應。歷史學和經濟學都表明，人并不是任由他人擺布、只為完成他人宏圖大略的棋子。

　　許多倡導社會主義的文獻，包括約翰·羅爾斯教授的經典著作《正義論》，給出了各種政策建議，理由是這些政策從某種道德立場來看是可欲的，但經常很少甚至沒有關注這些政策是否能被推行并產生預期的最終結果這一實際問題。

　　羅爾斯的態(tài)度絕非羅爾斯獨有的，甚至不是現(xiàn)代獨有的。早在18 世紀，已有人持類似的觀念。亞當·斯密不僅反對這些人，還反對教條理論家，他稱之為“體制人”(man of system)，他們“似乎認為，自己能輕而易舉地安排廣大社會中的不同成員，就像能輕而易舉地擺布一副棋盤上的不同棋子”。

　　稅收：提高稅率真的能收到更多稅嗎?

　　財富的充公和再分配，無論其規(guī)模是適度的還是全面的，都處于社會主義議程的核心。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強調了他們眼中正義政策的可欲性，但那些政策的可行性所受到的關注，往往少之又少。

　　將“富人”的財富充公并再分配是個誘人的政治方案，但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實，有賴于“富人”在多大程度上近似棋盤上任由他人擺布的棋子?！案蝗恕笨梢栽谙喈敵潭壬项A見再分配政策并做出反應，以至于實際后果會與方案所預想的圖景非常不同。

　　在美國，征稅管轄范圍可能是一座城、一個州或者聯(lián)邦政府。各種讓財富避稅的手段可能要“富人”付出一些代價，而且，如果他們的財富已化身為不動產，如鋼鐵廠、連鎖店，他們就很難逃避這些特定形式的財富被沒收的命運。但論及如今世界上的全球化經濟中的那些動產，只需輕輕一點鼠標，巨額貨幣就能以電子形式跨國轉移。

　　當“富人”被預警其財富將被大規(guī)模充公時，他們顯然會把財富投資于免稅的證券，或轉移到征稅管轄范圍之外，又或是自己離開征稅管轄范圍。這意味著，在特定的管轄范圍內對“富人”提高稅率的實際后果，是一個事實問題。結果不一定是可預測的，潛在的后果可能說明計劃中的充公行得通，也可能說明它行不通。將稅率提高 %，無法確保稅收也能增長 %，甚至無法確保它會有所提高。唯有從理論和空談回到歷史事實，才能檢驗社會正義愿景的顯性與隱性假設。

　　舉幾個歷史案例：

　　2008年，馬里蘭州對年收入100萬美元及以上的個人提高稅率，結果此類人口從近8000降至不到6000，稅收反而減少2億多美元。

　　2009年，俄勒岡州對高收入者提高所得稅稅率，稅收同樣減少。

　　英國將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51%后，許多對沖基金經理和金融從業(yè)者離開英國。相反，冰島在企業(yè)稅從45%降至18%期間，稅收增加了兩倍。

　　在美國，“免稅證券”顯然是高收入人群避免承擔高稅率的一種手段。隨著聯(lián)邦的所得稅稅率在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時期急劇升高，申報有 30 萬美元以上應納稅收入的人口，從 1916 年的 1000多降至 1921 年的不到 300。聯(lián)邦最高額度所得稅的稅率在 1920 年達 73%。到了 1928 年，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已降至 25%。在此期間，征得的所得稅稅收總量增加了，年收入 100 萬美元及以上個人的所納稅額在全部征得稅收中的比例也升高了—從 1920 年的不到 5%升至 1928 年的 15.9%。

　　高收入人群并非任由他人擺布的棋子，而這，就是他們的對策。因此，雖然稅率更低，但聯(lián)邦政府征得了更多稅收，畢竟25%乘任何數(shù)字都大于73%乘0。

　　通貨膨脹：隱形的“累退稅”

　　就像紙面上的高稅率未必能帶來高稅收，有些不是稅的東西也能發(fā)揮與稅一樣的作用。通貨膨脹就屬此列。

　　當被用來給各種群體提供“免費”福利的稅收不夠支付這些福利的費用時，政府所能做的，就是通過發(fā)行并出售更多公債，獲得彌補赤字所需的額外貨幣。如果這些債券在市場中賣得不好，聯(lián)邦儲備系統(tǒng)就會下場購買。隨著額外的貨幣進入流通領域，通貨膨脹產生了。

　　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的最終結果是，每個人手里的貨幣都會貶值，無論他們收入多少。這就像一種稅，從最貧困到最富有的人都要繳納。但貨幣不是工廠、地產一般的有形資產，在通貨膨脹期間，后者的市場價值不降反升。因此，“對貨幣征稅”和“對有形資產征稅”是兩碼事。這一切的最終結果是，名副其實的通貨膨脹“稅”會在最貧困人群那里奪走更高比例的資產：這群人不太可能有自己的工廠、地產或其他能在通貨膨脹期間升值的有形資產，所以貨幣在其全部資產中的比例更高。

　　簡言之，通貨膨脹“稅”是一種累退稅，只要以更高價格購買食物、雜貨、汽油或其他消費品，就在繳納此稅。只要收受福利的人看不見政府所給予的“免費”物品與后來自己所購物品的更高價格之間的關系，正從政府那里獲得“免費”福利的幻覺就會持續(xù)存在。

　　價格管控與最低工資法：好心辦壞事的典型

　　就像人的行為會因政府改變稅率而改變，人的行為也會因政府改變其他交易條件而改變。這是最基本的一條經濟學原理。

　　受制于價格規(guī)定法律的人，很少像任由他人擺布的棋子一樣被動。價格管控的經濟后果亦可追溯至幾個世紀前的其他時空。比起 供求關系所規(guī)定的水平，如果政府的人為定價更低，消費者的需求量就會上升，生產者的生產量也會下降。消費者、生產者都不是任 由他人擺布的棋子。最終的結果就是食物、汽油及其他許多物品的 廣泛短缺。但這些后果在選舉之后才會變得廣為人知。

　　這些都不是美國獨有的。2007 年，當非洲國家津巴布韋的政府為遏制惡性通貨膨脹而下令大幅降低商品價格時，《紐約時報》報道稱，津巴布韋公民“對此的反應，是興奮且短暫的購物狂歡”。但和美國一樣，消費者需求量的上升伴隨著生產者供給量的下降：

　　面包、糖和玉米粉，每個津巴布韋人的主食，都消失了……連有錢逛黑市的中產階層都幾乎見不到肉……由于缺乏基本的醫(yī)藥供給，醫(yī)院里的病人只能坐等死神降臨。

　　和歐洲人或美國人一樣，非洲人也不是任由他人擺布的棋子。

　　最低工資法則是另一種類型的價格管控——迫使物價上漲。懷有社會主義愿景的人經常支持它。然而，傳統(tǒng)的經濟學原理是，人在物價更高時所購買的東西往往更少。雇主往往傾向于在最低工資法規(guī)定的較高工價下雇用更少勞工。

　　法律所規(guī)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通常低于工人的平均工資水平，但往往高于無技術的新手在自由競爭市場中根據供求關系所能掙得的工資水平。因此，最低工資法對于年輕的新手，尤其是青少年工人的影響往往更大——其失業(yè)率可謂檢驗了“最低工資法會造成更高失業(yè)率”這一經濟學原理。

　　以美國為例：

　　1948年，美國青少年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失業(yè)率沒有顯著差異。但1950年后，隨著最低工資水平接連提高，青少年黑人男性的失業(yè)率從未低于20%，有時甚至超過40%，且遠高于白人青少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曾譴責最低工資法是“全部法律中最反黑人的法律”。他的學生加里·貝克爾也指出，在自由市場中，歧視會讓歧視者付出高昂代價，而最低工資法會降低歧視的成本。

　　收入數(shù)據背后的真相：人不是靜止的棋子

　　在圍繞社會正義議題的爭論中，有些主張以顯示長期收入分配趨勢的統(tǒng)計數(shù)據為基礎，卻極其嚴重地扭曲了現(xiàn)實。統(tǒng)計數(shù)據可能是非常準確的，但扭曲的原因其實在于它們的假設：不僅認為人是任由他人擺布的棋子，而且認為人的收入長期固定在同一層次。

　　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數(shù)據，10年之內，收入位于倒數(shù)20%的納稅人中有超過50%的人升至更高的收入層次。半數(shù)以上的美國成年人曾在他們生命歷程中的某一時刻躋身前10%的收入層次。密歇根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1975年收入位于倒數(shù)20%的人，到了1991年，有29%躋身前20%，僅有5%的人仍然停留在最低層次。

　　而那些起初位于前20%的人，實際收入增長最少。美國財政部后續(xù)研究也發(fā)現(xiàn)，1996年至2005年間，最初收入最低的群體收入增長了91%，而最初收入最高的“前1%”群體收入減少了26%。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誤讀?

　　因為許多廣泛引用的研究(如人口普查數(shù)據)統(tǒng)計的是家庭、住戶等“單位”，而不是具體的個人。這些單位在不同收入層次中的人數(shù)差異巨大。2019年，美國收入前20%的人數(shù)是收入最低20%的2倍多。

　　若只比較收入總量，自然會夸大差距。更何況，每個收入層次中的人員是流動的，而非靜止的。

　　重新思考“貧富”與“正義”

　　“富人”與“窮人”這些標簽本身就極具誤導性。它們暗示著一種靜態(tài)的社會分層，而現(xiàn)實是動態(tài)的、流動的。

　　多數(shù)人會在人生不同階段處于不同收入水平。年輕人收入低，中年人收入升高，老年人可能再次降低。這是正常的經濟生命周期。

　　此外，“貧困”在今天往往不是指物質匱乏，而是指相對的生活水平。2001年，美國官方定義的“窮人”中，四分之三有空調，97%有彩色電視機，73%有微波爐，98%有錄像機或DVD播放器。他們的平均居住面積甚至高于同期全體歐洲人的平均水平。

　　這并不是說貧困問題不存在，而是說我們應該更關注那些真正緊迫的問題——如犯罪、教育、健康——而不是被誤導性的統(tǒng)計數(shù)據所帶偏。

　　政策制定必須尊重人的能動性

　　社會正義的倡導者，或其他任何人，再也不能無憂無慮地假設他們所推崇的特定法律、政策必然帶來他們所期望的結果，卻不考慮被強加這些法律、政策的人會如何反應。

　　歷史學和經濟學都表明，人并不是任由他人擺布、只為完成他人宏圖大略的棋子。任何忽視這一點的政策，無論其初衷多么美好，都可能在現(xiàn)實中遭遇失敗，甚至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