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服務“一帶一路”高質量發(fā)展研究綜述

作者信息
孫紅梅（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
劉峰（國家稅務總局陜西省稅務局）
王新曼（國家稅務總局咸陽市稅務局）
李佳怡（國家稅務總局西安市蓮湖區(qū)稅務局）

文章內容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十年來，中國稅務部門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與“一帶一路”合作伙伴共商共建共享，助力各國加強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fā)展，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從理論與實踐的多個視角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稅收相關問題進行探究，分享實踐與總結經驗，查找不足并提出建議，為稅收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智力支撐。
一、構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作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非營利性官方稅務合作機制，由理事會、秘書處、“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論壇和“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組成。韓萬里等（2021）認為，通過搭建“一個平臺”、提升“兩個能力”、建立“四個體系”，“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正在持續(xù)建設并邁上新臺階。
（一）構建背景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構建背景主要包含兩個層面：其一，我國積極推動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稅收關系，用更寬闊的國際視野主動服務對外開放戰(zhàn)略，持續(xù)優(yōu)化國際稅收營商環(huán)境，促進穩(wěn)外資、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為全面開放大局注入稅務力量；其二，我國深度融入國際稅收治理，通過建立“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持續(xù)拓展國際稅收合作的深度和廣度，積極提升國際稅收征管能力，在國際稅收舞臺上展現責任擔當，促進國際稅收包容、可持續(xù)發(fā)展（郭瑞軒，2022）。
徐鋮（2022）分析指出，經濟全球化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凸顯國際稅收新問題，多邊貿易體系難以在短時間內協調各方利益，出現了部分國際涉稅組織的職能難以滿足發(fā)展中國家的訴求、區(qū)域性涉稅組織興起的新趨勢。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應運而生。
（二）理論依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正在成為我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fā)展繁榮、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中國政府倡議，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國家稅務總局“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機制課題組（2019a）提出，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稅收合作機制建設，將“道同”的稅收治理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稅收治理原則融入貫穿其中，從法律框架、合作內容、運作方式、保障機制等方面入手，逐步將“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機制打造成具有中國特色且廣為認可的稅收利益與責任共同體的示范區(qū)。王偉域（2020）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構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根基，地緣政治經濟學與國際相互依賴理論提供了構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動力，國際稅收征管合作的互利共贏推動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形成，國際合作組織理論形成了構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內容。辛丹丹等（2021）從理論方面分析認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在國際法、國際政治、國際經濟以及社會學四個維度均具有獨特的功能屬性。
（三）構建歷程
2013年以來，中國稅務部門認真踐行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積極發(fā)揮稅收職能作用，構建稅收服務“一帶一路”合作平臺。從2013年開始，“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經歷了從萌芽、起步到正式建立以及后續(xù)穩(wěn)步提升的發(fā)展歷程。
國家稅務總局“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機制課題組（2019b）基于世界主要國際組織和區(qū)域稅收組織的架構，提出可考慮建立理事會等決策機構和秘書處等執(zhí)行機構，以確保稅收合作機制有健全完備的治理結構。建議每年舉辦一次稅收領域的高級別論壇，以提升“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機制的影響力。此外，該課題組建議在理事會下設立專門機構，統籌和動員發(fā)達國家的資源，滿足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對稅收征管能力建設的迫切需要。趙書博（2021）認為，成立“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和建立“一帶一路”稅務學院是“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兩大核心舉措。十年攜手共進，“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參與方的稅收征管“協作力”和“開放度”越來越強，“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正朝著更加透明、高效、穩(wěn)定、可預期的目標邁進。
（四）機制成效
王軍（2021）指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在發(fā)揮多邊稅收平臺的作用、推進稅收信息化建設以及構建長效稅收合作機制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
李丹等（2021）指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是稅收發(fā)展援助的良好載體，在促進發(fā)展中國家稅收治理能力提升的同時，也能凝聚稅收治理共識、打造互惠互利的國際稅收合作體系、加快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楊志勇（2022）認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是構建國際稅收新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著力點，在各國稅收征管能力建設、推進稅收征管信息化轉型、營造增長友好型稅收環(huán)境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馬蔡琛等（2023）總結，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的十年間，我國與“一帶一路”合作伙伴之間的稅收合作不斷深化，從一開始的簽訂雙邊稅收協定為主發(fā)展到構建多邊稅收合作長效機制，起到了促進經濟發(fā)展、提升稅收征管能力以及推進稅收征管系統智能化進程的作用。
（五）挑戰(zhàn)與完善
馬蔡琛等（2022）指出，隨著全球化3.0時代到來、“雙支柱”方案持續(xù)推進，數字經濟發(fā)展為促進“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提質增效帶來了新機遇。但從實踐看，“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面臨稅收合作網絡規(guī)模有待擴大、稅收爭議解決效率有待提高、部分成員稅收信息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的挑戰(zhàn)。馬蔡琛等（2023）認為，“一帶一路”稅收治理面臨跨境個人所得稅費負擔有待減輕、“走出去”企業(yè)稅收支持體系有待完善、數字經濟國際稅收合作有待深化等挑戰(zhàn)，并進一步提出應通過優(yōu)化跨境個人所得相關稅費政策、強化企業(yè)境外所得稅收協調、探索數字經濟國際稅改應對之道以完善“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
崔曉靜等（2023）認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主導的區(qū)域稅收協調仍處于發(fā)展初期，相對松散，建議通過拓展合作內容與合作形式、將軟法治理與硬法治理相結合、構建“一帶一路”稅收爭議預防與解決機制等多元措施以實現“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梁若蓮（2023）在分析當前“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在國際稅收領域話語權不足的基礎上，提出將稅收話語權納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國際話語權提升的整體戰(zhàn)略規(guī)劃之中的建議。

二、營造增長友好型稅收營商環(huán)境

十年來，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斷走深走實，稅收在優(yōu)化生產要素配置、消除跨境投資障礙、推動國際經貿合作等方面發(fā)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基本國情、經濟發(fā)展水平、稅制設計和征管能力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加強稅收領域的協調與合作對于構建增長友好型稅收營商環(huán)境，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行穩(wěn)致遠具有重要意義。十年來，關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構建增長友好型稅收營商環(huán)境的研究涉及稅收政策協調、征管數字化、納稅服務、爭議解決及稅收法治等多個方面。各項研究成果顯示了稅收營商環(huán)境在不斷優(yōu)化。
（一）稅收政策協調
關于稅收政策的適應性研究，楊志勇（2017）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稅收支持政策應該和全局的“走出去”稅收政策一致且相互協調?！白叱鋈ァ倍愂照邞撉泻瞎步ā耙粠б宦贰背h的實際，有利于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及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和貿易發(fā)展。關于重復征稅的研究，劉曉婕（2016）在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對消除國際重復征稅提出三條政策建議：一是加強稅收協定的談簽與宣傳；二是充分認識依法遵從及規(guī)范經營在稅收規(guī)劃和風險防范中的重要作用；三是簡化稅制，節(jié)約征稅和納稅成本。李旭紅等（2017）通過研究國際免稅法的發(fā)展趨勢，分析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我國“走出去”企業(yè)采用抵免法存在的現實問題，提出境外所得采用免稅法的建議。蔡巖紅（2023）在文章中指出，國家稅務總局發(fā)布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2年，我國稅務部門通過稅收協定項下的相互協商機制，累計為納稅人消除國際重復征稅逾300億元。關于稅收政策協調，任宛立等（2017）認為，構建多層次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擴大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間的稅收協定網絡，可以有效降低國內所得稅制度差異對跨境投資交易造成的稅收負擔，提高跨境投資的稅收確定性，從而有助于深化利益融合，促進政治互信，達成合作新共識。孫紅梅等（2018）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也存在以減稅為主要內容的稅收競爭，旨在吸引國際資本，刺激國內投資和需求，以拉動經濟增長。雖然適度下調稅率和提供稅收優(yōu)惠有利于吸引資源流入和提高國際經濟效率，但若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盲目通過減稅來爭奪國際稅源，則不可避免地會對國家權益造成負面影響，甚至形成有害稅收競爭，妨礙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發(fā)展。何楊等（2016）指出，協調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稅收競爭必須成為“一帶一路”稅收合作的主要內容之一。
（二）稅收征管數字化轉型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fā)展，新技術和新商業(yè)模式促使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行稅收征管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數字化轉型升級。張曉林（2019）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稅收制度、稅制法治化程度、征管水平等諸多方面的較大差異增加了各國的合作成本甚至是阻礙了部分合作，我國應該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同力推進稅收體系現代化建設。Saint-Amans（2021）對整個稅務系統從根本上進行了重新審視，認為數字化轉型遠不止利用新技術促進現有稅收征管業(yè)務的開展或在現有產品和業(yè)務流程中增加數字服務這么簡單。它是模式轉型的開端，促使稅務管理部門從根本上重新考慮各種納稅義務的管理地點和管理方式。要適應這一新形勢，稅務部門還需要考慮：如何更快響應納稅人對現代電子服務、數字化交付和無縫流程的期待；確定新的交互方式，包括使用協作平臺以及簡化集成需求；開發(fā)新的功能，以涉稅數據和信息為導向和基礎，重點是強化稅收遵從和減輕稅收負擔。2023年9月，我國稅務主管當局在第四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論壇上提出倡議：堅定擁抱數字潮流，提升精準征管能力。持續(xù)加快數字技術與稅收業(yè)務的深度融合，深入推進內外涉稅數據匯聚聯通、線上線下有機貫通，在不斷提升精準征管能力中，促進稅收營商環(huán)境進一步優(yōu)化。
（三）納稅服務體系構建
蒙玉英（2023）認為，在助力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方面，近年來中國稅務部門形成一套全面系統的服務制度，打造了一批專業(yè)特色的服務產品。國家稅務總局官網設立了稅收服務“一帶一路”專題頁面，全方位展示稅收指南和《“走出去”稅收指引》等優(yōu)質境外稅收服務產品，為“走出去”納稅人開展對外投資提供參考。在12366上海（國際）納稅服務中心開通了中國國際稅收服務熱線，致力于為國內外納稅人繳費人提供專業(yè)的中英文雙語稅收政策咨詢服務。
2015年，圍繞扎實做好稅收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各項工作，國家稅務總局從“談簽協議維權益、改善服務促發(fā)展、加強合作謀共贏”三方面推出10條硬招實招。在國際稅務司設立境外稅務處，專司境外稅收服務與管理(董碧娟，2023）。崔曉靜（2017）提出，稅收協定中相互協商程序部分的具體規(guī)定為跨國企業(yè)提供了國際救濟的依據，有助于解決貿易活動中的稅收爭議。蔡巖紅（2023）指出，稅收協定可為企業(yè)跨境經營提供國際稅收法律保障，幫助“走出去”企業(yè)消除雙重征稅，降低在東道國的稅負，提供稅收確定性，還可以通過相互協商機制解決稅收爭議，有效降低跨境經營的稅收風險。李旭紅（2023）指出，我國覆蓋114個國家（地區(qū)）的稅收協定網絡為消除國際重復征稅和解決跨境涉稅爭議提供了強有力的稅收法律保障，應進一步加強對“走出去”企業(yè)的稅收服務工作，化解企業(yè)稅收風險。
（四）跨境稅收爭議解決
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稅收爭議解決機制亦千差萬別，如何加快解決稅收爭議是稅務部門和企業(yè)面臨的一大挑戰(zhàn)。韓霖等（2017）指出，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所簽訂的雙邊稅收協定中，相互協商程序仍是解決稅收爭議的主要救濟手段。但是，相互協商程序條款并未規(guī)定協商時限和強制性結果?？紤]到多數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稅法體系還不健全，稅收征管能力也有待提高，相互協商程序可能難以有效解決涉稅爭端，從而增加跨境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因此，需要借助“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對其加以完善，如可以考慮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稅收協定中增加協商時限和協商結果相關規(guī)定，以及完善協定達成后的執(zhí)行措施等。張富強（2018）指出，由于缺乏約束機制，相互協商程序并不能必然解決稅收爭議，而且企業(yè)在相互協商程序中參與度低，無法旁聽協商過程，可能受到利益損害。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課題組（2020）認為，導致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相互協商程序執(zhí)行困難的主要原因是投資國稅收營商環(huán)境的問題。例如，執(zhí)法人員隨意性太大導致稅收不確定性、政策變化頻繁等。曲曉琨（2014）提出，應考慮在稅收協定中引入仲裁機制對相互協商程序進行補充。朱炎生（2020）認為：通過雙邊稅收協定引入臨時性仲裁機制只能是短期的考慮；從長遠角度出發(fā)，應建立穩(wěn)定的機構性仲裁機制。趙凌（2020）提出，應從相互協商程序的啟動機制、協商機制及終結機制（引入自愿性仲裁機制）三方面來構建完整暢通的相互協商程序機制。崔曉靜等（2020）認為，國際投資仲裁相較于傳統國際稅收爭議解決機制更具中立性、有效性，未來可能會成為國際稅收爭議解決的新路徑。Li Jinyan等（2020）預計，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稅收管理數字化趨勢將加快。當稅務管理部門獲得更多信息來評估納稅人時，可能會產生更多的稅收爭議。因為就稅制改革達成共識會耗時良久，所以實質性稅收規(guī)則（國內規(guī)則和稅收協定）在不久的將來會保持不變。技術可能會為納稅人和稅務部門提供幫助，以加快稅收爭議的解決，減少稅收爭議的數量。作為一個新機制，“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擁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可以利用最新發(fā)展成果，創(chuàng)建數字化解決方案。Kaeser（2023）認為，稅收合作是稅收確定性的基礎，有助于營造促進經濟可持續(xù)增長的投資環(huán)境。為了使稅收合作行之有效，需要為各管轄區(qū)提供交流思想和統一方法的平臺?！耙粠б宦贰倍愂照鞴芎献鳈C制已成為相關平臺，并取得了許多豐碩成果。例如，通過建立“一帶一路”稅收征管能力促進聯盟并開設課程，促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稅收征管能力的提升。
（五）稅收法治建設
廖體忠（2018）認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都應當加強稅收法治建設，提升法治化水平。通過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逐步完善國內稅收制度和征管制度，大幅提升稅收政策的透明度，減少稅收政策中的不確定性。同時，各國稅務部門也應當從加強稅收法治入手，不斷規(guī)范稅收執(zhí)法。劉瑾茹（2019）提出，應完善國內涉外稅收相關法律，完善派駐境外稅務參贊制度，建立風險評估體系，以預防境外稅收風險的發(fā)生。崔曉靜等（2023）認為，“一帶一路”區(qū)域稅收合作主要集中在稅收爭議解決、稅收征管能力建設、稅收征管數字化等稅收征管議題，鮮少涉及稅收法律與政策的實體內容。2023年9月，我國稅務主管當局在第四屆“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論壇上提出，中國稅務堅持法治理念，建立痕跡化、自動化的稅費執(zhí)法全流程監(jiān)測體系，建立健全以“信用+風險”為基礎的新型稅務監(jiān)管體系，會同公安、檢察院、法院、海關、人民銀行、外匯管理等部門常態(tài)化精準打擊涉稅違法犯罪，更好實現稅收監(jiān)管的法治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崔曉靜等（2023）指出，現階段“一帶一路”區(qū)域稅收合作的法律工具主要是聲明、諒解備忘錄等軟法規(guī)范。與硬法規(guī)范相比，軟法規(guī)范的簽署相對靈活和快捷，便于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需求進行及時回應，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包容性的重要體現，有利于在共建“一帶一路”初期擴大吸引力并提高參與度。
三、推動全球稅收治理體系的建設和改革

經濟的全球化和數字化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挑戰(zhàn)，全球稅收治理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稅收治理建設和改革，既是各國的現實所需，也是全球經濟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十年來，國內外專家學者圍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稅收合作、攜手應對疫情和經濟數字化等共同挑戰(zhàn)，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一）加強國際稅收合作
王軍（2017）指出，深化稅收合作，以稅收上的共同遵循擴大“一帶一路”經貿交往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尋求維護國家稅收權益和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最佳結合點；以稅收上的平等磋商促進“一帶一路”經貿交往中的公平競爭，有利于提高稅收透明度，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合規(guī)經營，以稅收上的確定性增進“一帶一路”經貿交往中的投資者信心。廖體忠（2018）認為，通過稅收合作，加強政策溝通，提升征管能力，促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實現互利共贏成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稅務部門的廣泛共識。孫紅梅等（2018）認為，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元素的絲路精神為指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稅收領域的政策溝通與務實合作，將為我國以中國智慧和大國擔當，推動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稅收新秩序、打造稅收利益和責任共同體的示范區(qū)、提升我國稅收話語權和影響力提供千載難逢的良機和不可多得的舞臺。國家稅務總局“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機制課題組（2019a）認為，建立“一帶一路”稅收合作機制，正是深化稅收合作，回應跨境投資者關于消除稅收壁壘、提高稅收確定性、解決稅收爭議的強烈訴求，可以成為進一步優(yōu)化跨境稅收營商環(huán)境，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貿暢通，打造全球經濟新增長極的應時之舉。鄧力平等（2019）通過引力模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稅收營商環(huán)境在中國對外投資中的影響進行了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了相關建議：“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要兼顧現實和長遠兩個方面；既要關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稅收營商環(huán)境，也要關注國內稅收營商環(huán)境的改善；中國企業(yè)要學會有效利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等新平臺降低自身風險。Ma Long（2021）指出，自2013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合作蓬勃發(fā)展。中國政府將改善營商環(huán)境作為重中之重，以落實國家“引進來”和“走出去”政策，這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活動相呼應。孫紅梅等（2023）指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需要國家間貿易、投資、金融、要素流動等領域的合作更加深入。崔曉靜等（2023）認為，中國可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增長友好型稅收政策方面開展共商協調。如果能以“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為平臺，構建契合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稅收利益的多邊稅收公約，不僅能夠促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稅收合作深入發(fā)展，還能夠有效提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全球稅收治理中的影響力。
（二）助力國際稅收秩序重塑
《“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諒解備忘錄》明確指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是對現有國際稅收規(guī)則的有益補充而非另起爐灶。廖體忠（2018）認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破解全球化困局提供了解決方案，為全球化再平衡注入了新動力。同時指出，“一帶一路”稅收合作平臺將作為現行多邊稅收合作機制的重要補充，聚焦“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稅收議題，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面向所有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開放，借鑒國際組織和區(qū)域性組織在開展多邊合作方面的經驗，通過分享成功經驗和最佳實踐，協調解決稅收爭議，加強稅收政策溝通與征管協作，推動實施經濟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提升稅收征管能力，實現經濟互惠互利，推動全球稅收體系向更加公平、透明和現代化的方向發(fā)展。王偉域（2020）認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稅收示范，為深化全球稅收治理拓展了實踐空間，為重塑國際稅收新秩序發(fā)揮了引領作用，為促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貿暢通貢獻了稅收智慧。崔曉靜等（2023）認為，十年來，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貿易和投資規(guī)模穩(wěn)步擴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不斷加強，產業(yè)鏈、供應鏈合作水平持續(xù)提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區(qū)域稅收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
2022年，國際稅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雜志《國際稅收評論》將“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評為2021-2022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合作機制（蔡巖紅，2023）。孫紅梅等（2023）指出，深化區(qū)域稅收合作是以點帶面破解全球稅收治理難題的重要方面。推動區(qū)域稅收合作結出碩果的“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始終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絲路精神，為消除跨境貿易和投資障礙、深化區(qū)域協調發(fā)展、促進全球經濟包容性增長貢獻了稅務力量。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已成為參與方在稅收領域互學互鑒、溝通合作的務實有效平臺。崔曉靜等（2023）認為，“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作為稅收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平臺，是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一項國際公共產品，不僅對中國參與全球稅收治理具有重要意義，也對國際稅收秩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宗旨，是我國推動和構建國際稅收新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發(fā)展合作共贏的重要稅收行動。
（三）積極應對共同挑戰(zhàn)
1.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
蒙玉英（2023）指出，2020年中國稅務部門克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簡稱“新冠疫情”）影響，積極探索“線上會”“云外交”等對外交流新模式，舉辦一系列高級別會議，與各國分享我國為抗擊疫情、促進經濟復蘇而采取的稅收舉措。
Nash（2022）認為，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要從新冠疫情中恢復，增加收入和保護稅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作為一個小型發(fā)達經濟體，新西蘭努力為發(fā)展中地區(qū)，特別是太平洋島嶼提供技術援助，包括發(fā)展核心稅收制度以及處理國際稅收事務，如制定情報交換方案和實施國際稅收標準。在新冠疫情期間，成本低效果好、組織有序的虛擬培訓課程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并將在今后的技術援助中繼續(xù)占據重要位置。梁若蓮（2023）指出，2020年9月，OECD發(fā)布《稅收政策改革（2020）：OECD及部分伙伴經濟體》報告，首次專門收錄了中國實施稅制改革的舉措和應對新冠疫情的財稅政策措施，為世界各國提供參考。
2.應對經濟數字化帶來的稅收挑戰(zhàn)
近年來，經濟數字化正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也對基于傳統經濟的現行國際稅收規(guī)則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張伯超等（2018）指出，中國互聯網與信息通信技術企業(yè)要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這一重大歷史機遇“走出去”，通過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開拓海外市場。方芳（2019）結合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信息化發(fā)展指數分析了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國際需求，建議統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傳統基礎設施和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等五項實施路徑建議。Nthabiseng Debeila（2022）認為，為了從新冠疫情的負面影響中恢復過來，稅務管理部門應著手改革，實施以下措施：（1）通過數字服務稅和電子商務交易增值稅綜合戰(zhàn)略對數字經濟征稅；（2）打擊轉讓定價和其他形式的非法資金流動；（3）減少非正規(guī)部門并且簡化稅收優(yōu)惠政策?？紤]到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稅務管理部門還可以“擁抱”數字化并利用大數據。蒙玉英（2023）指出，2021年以來，中國稅務部門深度參與數字經濟國際稅收規(guī)則制定，積極研提中國立場，實現我國關鍵訴求，國際舞臺的中國稅務聲音越來越響亮。
3.應對“雙支柱”國際稅改
“雙支柱”方案是對國家間征稅權劃分規(guī)則的又一次重塑，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而言是一項重要挑戰(zhàn)，需要高度重視和共同應對。崔曉靜等（2023）認為，中國應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這一平臺，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就國際稅改的關鍵問題積極洽談，提取出符合共同利益的“公因式”，參與提案審查、公共咨詢、政策評估和方案答復等環(huán)節(jié)，在“雙支柱”等國際稅改談判中代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積極發(fā)聲?？道隆ぬ乩祝?023）認為，支柱二方案對不同類型稅收優(yōu)惠政策的影響并不相同。當前，許多國家已針對支柱二方案進行國內立法，并實施了更有層次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包括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應當基于價值等因素調整本轄區(qū)的稅收激勵措施，以保持其稅收政策的吸引力和競爭性。
四、評述與展望

稅收服務“一帶一路”高質量發(fā)展的十年理論研究伴隨著十年卓越實踐不斷探索深化。十年來，學術界對“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研究主要涵蓋三個方面：（1）構建合作機制的背景意義、基本歷程、進展成效等；（2）合作機制為促進營商環(huán)境建設而實施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及優(yōu)化納稅服務、征管數字化、稅收爭議解決、稅收法治等措施；（3）“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在促進國際稅收合作、全球稅收治理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這些研究成果源于實踐、基于調研、聚焦制度、探析機理、指導實踐，不僅助力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稅收合作的發(fā)展，而且助推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核心理念納入聯合國、二十國集團（G20）以及諸多區(qū)域性國際組織的重要報告，逐步成為國際社會的發(fā)展共識。同時，還應看到對于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稅收合作，仍然存在共識不強、協調不夠、效果不優(yōu)等有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守正創(chuàng)新，方能持續(xù)發(fā)展。展望未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深化研究。
一是如何進一步增強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加強稅收征管能力建設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建立健全更加高效且公平的交流平臺、組織體系、合作規(guī)則、激勵制度、政策體系、運行機制等，形成共同價值觀、創(chuàng)造共同利益，增強相互認同感、響應度，推動“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高質量發(fā)展。
二是如何進一步優(yōu)化稅收營商環(huán)境。在經濟全球化和數字化背景下，各國需不斷完善制度機制、政策體系，以及運用最新的數據通信與人工智能技術，加強政府間協同治稅，在增強稅收信息透明度、促進稅收遵從、提升納稅服務質量、共享優(yōu)質資源、提升稅收征管現代化和智能化水平等方面加強溝通合作，更好更快地解決涉稅爭議，促進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貿易與投資的便利度、公平性，攜手構建和維護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稅收營商環(huán)境，助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xù)的全球經濟發(fā)展。
三是如何進一步加強國際稅收合作以應對共同挑戰(zhàn)。深化研究如何在區(qū)域性國際組織林立的背景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世界現代化理念，兼顧效率與公平，與世界各國一道共同應對經濟數字化、全球化、虛擬化以及突發(fā)復雜事件等帶來的挑戰(zhàn)，積極參與、融入、引領國際稅收規(guī)則重塑，加強國際稅收協調，構建有效應對跨境稅收風險的機制，優(yōu)化稅收法治，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目的。
四是如何進一步完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技術方法與路線。研究運用基礎理論探析“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的本質特征、功能定位、價值取向，以及與其他國際稅收合作模式的關系，深入探索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稅收合作與發(fā)展對于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價值及實現路徑。
END
（本文為節(jié)選，原文刊發(fā)于《國際稅收》202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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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孫紅梅，劉峰，王新曼，等.稅收服務“一帶一路”高質量發(fā)展研究綜述[J].國際稅收，2023（12）：35-43.
●鄧汝宇 高陽：稅收征管數字化轉型升級的全球浪潮——2023年稅收征管數字化高級別國際研討會綜述
●孫俊霞 楊程：常設機構稅務風險發(fā)展趨勢探析：BEPS第7項行動計劃回顧與展望
●朱炎生：BEPS項目十年回顧：國際稅收協調機制的多邊化轉型
●廖益新：旨在重塑公平合理國際稅收秩序的全球性稅改：BEPS項目國際稅改啟動十周年評述
●姜英愛：個人所得稅綜合所得擴圍改革研究——論經營所得的納入
●李俊珅 姜杉 許淼：“走出去”企業(yè)知識產權所得的性質認定及稅收影響——以生物醫(yī)藥企業(yè)海外合作研發(fā)業(yè)務為例
●張澤忠 許悅：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非稅收合作機制探析

●陶紫凝：聯合國稅收協定范本12B條的適用性研究
●魯文·S.阿維-約納 穆罕納德·塞利姆：GloBE背景下的美國最低稅
●王智烜 藺涵婧 戴思佳：美國現代供給側經濟學下的稅收發(fā)展動向
●胡云松：全球最低稅與國際稅收競爭：有效稅率和政策選擇
●吳小強：全球最低稅實施過渡：“走出去”企業(yè)面臨的關鍵挑戰(zhàn)與應對
●杜莉：全球反稅基侵蝕規(guī)則中選擇條款的解讀與分析
●克里斯·桑格 大衛(wèi)·斯內爾：借稅收之力，促經濟復蘇
●陳甬軍：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共贏機制分析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
●梁若蓮：依托“一帶一路”稅收征管合作機制 提升我國稅收話語權
●馬蔡琛 龍伊云：“一帶一路”稅收治理：回顧與展望
●張平 燕洪 諸葛安東 任強：財富稅國際實踐與利弊剖析
●國家稅務總局蘇州工業(yè)園區(qū)稅務局調研組：稅收服務生物醫(yī)藥創(chuàng)新企業(yè)發(fā)展分析——基于蘇州工業(yè)園區(qū)生物醫(yī)藥創(chuàng)新企業(yè)的調查研究
●陳海宇 杜麗 張曉穎：減稅降費、融資紓困與企業(yè)高質量發(fā)展
●邢麗 樊軼俠 李默潔：歐美碳邊境調節(jié)機制的最新動態(tài)、未來挑戰(zhàn)及中國應對
●吳鵬杰 何茂春：國際貿易關稅治理新趨勢與中國選擇
●胡鞍鋼 張新 張鵬龍 鄢一龍：中國式現代化全面開放格局的發(fā)展歷程、面臨挑戰(zhàn)及戰(zhàn)略構想
●國家稅務總局成都市稅務局調研組：小微企業(yè)減稅降費獲得感影響因子研究——來自C市調查數據的驗證
●于?。篛ECD成員國遺產稅和繼承稅制度的比較研究及啟示
●施正文 汪永福：共同富裕目標下資本稅收制度改革研究
●谷成 張春雷 韓欣儒：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規(guī)范財富積累機制的稅收思考
●王雍君：共同富裕視角下稅收合理化：分析框架、 實踐路徑與優(yōu)先事項
●王文清 王暉：自由貿易港稅收制度建設的國際經驗借鑒
●古成林 崔紅宇：個人所得稅反避稅管理體系構建設想
●陳鏡先 王可：我國香港地區(qū)離岸被動收入免稅制度改革評析
●龍新文：我國跨國企業(yè)“五步法”應對支柱二國際稅改研究
●鄭家興 張哲妍：RCEP生效后我國“走出去”企業(yè)面臨的稅收風險及應對研究
●楊小強 郭馨：違約金課征增值稅問題的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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