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影響因素與空間分布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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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繼先 白思斯 吳茵茵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信息學院
西南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
西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一
引 言
1994 年分稅制改革以后，我國個人所得稅（以下簡稱“個稅”）收入快速增長，已由 1994 年的72.67 億元增長至 2019 年的 10 388 億元， ① 25 年間增長了 141.95 倍，年均增長率為 21.96%。已有不少文獻從眾多角度探討了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特征及相關影響因素。如孔翠英 等（2016）指出我國個稅收入增速在 1994 ～ 2014 年表現(xiàn)出大起大落的不穩(wěn)定增長趨勢 ；陳建東 等（2017）基于 2000 ～ 2015 年的相關數據分析指出，我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結構與不同個稅收入來源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存在差異。
對數平均迪氏指數分解方法（LogarithmicMean Divisia Index，LMDI；以下簡稱“LMDI分解法”）是一種被廣泛應用于能源經濟學和環(huán)境經濟學領域的無殘差分解技術，常被用于分析影響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等變動的相關因素。由于該方法具有適應性、易用性、分解結果意義明顯等特點（Ang，2015），近年來有不少文獻將該方法應用于探討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相關影響因素。如陳建東 等（2018）基于LMDI分解法測算出2000～2015年我國人均收入效應與人口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并指出人均收入效應對個稅收入的年均貢獻率超過65%，而人口效應對個稅收入的年均貢獻率低于35%；馬驍等（2019）將LMDI分解法與塔皮奧脫鉤彈性指數（Tapio Decoupling Elastic Index）相結合，測算了2012～2016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與城鎮(zhèn)化率對個稅收入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居民收入是影響個稅收入增長的關鍵因素。另外，韓秀蘭 等（2019）、陳建東 等（2020）還基于LMDI分解法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產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對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影響。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采用LMDI分解法進一步分析近年來影響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相關因素。相比已有研究，本文拓展之處在于：一是綜合考慮了工資性所得、經營性所得及財產性所得的個稅收入變動對個稅總收入增長的影響；二是借助于個稅稅負這一因素間接考察我國近年來的個稅改革對個稅收入增長的影響；三是采用標準差橢圓（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SDE）分析法分析我國個稅收入與其關鍵性影響因素（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空間分布特征。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方法介紹與數據說明，第三部分是實證結果分析，第四部分是相關的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
方法與數據
1994 年分稅制改革以后，我國個人所得稅（以下簡稱“個稅”）收入快速增長，已由 1994 年的72.67 億元增長至 2019 年的 10 388 億元， ① 25 年間增長了 141.95 倍，年均增長率為 21.96%。已有不少文獻從眾多角度探討了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特征及相關影響因素。如孔翠英 等（2016）指出我國個稅收入增速在 1994 ～ 2014 年表現(xiàn)出大起大落的不穩(wěn)定增長趨勢 ；陳建東 等（2017）基于 2000 ～ 2015 年的相關數據分析指出，我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結構與不同個稅收入來源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存在差異。
（一）基于LMDI分解法的個稅收入增長分解（略）
（二）標準差橢圓分析法（略）

（三）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的個稅收入數據來源于2006～2019年《中國稅務年鑒》；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和人口數據來源于2006～2019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參考國家統(tǒng)計局關于居民收入的相關指標解釋， 本文把個稅收入按居民收入來源分為工資性個稅收入、經營性個稅收入、財產性個稅收入三類。第二，我國個稅的主要征稅對象是城鎮(zhèn)居民，農村居民幾乎不用繳納個稅（白景明 等，2014），所以個稅收入的增長主要來自同期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增長（陳建東 等，2017），因此本文使用城鎮(zhèn)居民收入進行研究。第三，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包含免征個稅的轉移性（凈）收入。第四，城鎮(zhèn)居民總收入是包含個稅的城鎮(zhèn)居民稅前總收入（城鎮(zhèn)居民總收入=不含轉移性（凈）收入的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zhèn)常住人口數+個稅收入）。
三
實證分析
（一）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
表1分別列示了2005～2018年個稅結構效應（含三個子效應）、個稅稅負效應、人均收入效應、城鎮(zhèn)化效應以及人口規(guī)模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影響。

由表1可知，從2005～2018年的累計分解結果看，人均收入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最大（74.33%），城鎮(zhèn)化效應的貢獻次之（17.10%），而個稅稅負效應、人口規(guī)模效應以及個稅結構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偏小，僅分別為4.26%、3.41%及0.90%，而在個稅結構效應內部的三個子效應中就有兩個子效應是負值。
1.個稅結構效應。個稅結構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非常低，其逐年貢獻雖都為正，但均非常小，最高未超過0.17%。不過，個稅結構效應內部的三個子效應的貢獻差異較大。如2005～2018年工資性個稅收入效應的總貢獻率為7.76%，而同期經營性個稅收入效應和財產性個稅收入效應分別貢獻了負的4.09%和2.77%。進一步從逐年的個稅收入子效應看，除了受改革影響的少數年份外，工資性個稅收入效應對個稅收入的貢獻率都為正值；而經營性個稅收入效應和財產性個稅收入效應在大多數年份貢獻率為負值。
我國個稅結構效應內部子效應貢獻差距較大的原因在于：我國不同類型的個稅收入占個稅總收入比值的變動趨勢與不同類型的城鎮(zhèn)居民收入占城鎮(zhèn)居民總收入比值的變動趨勢相反（周曉蓉 等，2014）。2006～2019年的《中國稅務年鑒》數據顯示，2005～2018年，工資性個稅收入的占比從57.69%增加到71.88%，而經營性個稅收入的占比從15.47%下降到6.74%，財產性個稅收入的占比從26.31%下降到20.92%。與此同時，據 2006～2019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數據，2005～2018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占比從89.54%下降到73.74%，而經營性收入的占比從 8.13%上升到13.85%，財產性收入的占比從2.33%上升到12.41%。
對于上述兩種不同方向的變動趨勢，可能的原因有二：
一是我國工資薪金實行了嚴格的代扣代繳制度，稅務機關容易從源頭把控，對所有應納稅所得應征盡征，納稅人稅收遵從度較高；而對于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由于納稅人和稅務主管機關之間信息不對稱，導致稽征難度和稽查漏洞較大，納稅人稅收遵從度低，傾向于通過逃稅避稅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結構日趨多元化，非工資性收入的比重不斷增加，其中財產性收入比重在高收入人群中較大，但稅負較低（楊玉萍，2014）。同時，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往往集中于高收入者，但高收入家庭的稅收負擔卻沒有隨收入的提高而相應提高（馬驍等，2011）。
二是我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總額最大，且工資薪金所得實行七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邊際稅率達45%，所以在平均工資水平逐年上升的情況下，相應的個稅收入大幅增加；與此同時，經營性收入雖也實行超額累進稅率但邊際稅率低，財產性收入實行比例稅率，因此隨著這兩項收入增加帶來的個稅收入增長并不快，導致它們對個稅收入的貢獻較低。
2.個稅稅負效應。稅制設計與調整也是個稅收入變動的影響因素（孔翠英，2016）。一直以來，我國個稅改革都著眼于減輕居民的稅負（主要體現(xiàn)為費用扣除額的提高以及累計稅率的調整），由此也會影響個稅收入的增長?；贚MDI分解法所獲得的個稅稅負效應可以間接衡量個稅改革對個稅收入增長的影響。由表1可知，稅負效應無論是在方向上還是在程度上對個稅收入增長的影響均有較大波動，該波動與我國個稅制度的幾次重大調整（尤其是費用扣除額的提高）高度契合。2006年、2008年、2009年以及2013年的稅負效應對個稅收入變動起反向拉動作用，負向貢獻分別為 0.15%、2.12%、68.19%、2.65%。上述結果表明，我國個稅改革在短期內能夠迅速降低個稅稅負，并對短期個稅收入增長產生較大的沖擊。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表1的數據還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個稅稅負效應有著較強的回彈能力，短期內就能由負轉正，如稅負效應在2009年為負向貢獻68.19%，2010年則反彈至正向貢獻30.22%。對于個稅稅負的極強回彈能力，本文認為原因有二：一是我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的持續(xù)快速增長為個稅帶來了豐富穩(wěn)定的擴張性稅源；二是由于個稅累進稅率的設置，隨著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繼續(xù)提高，更多的人成為或重新成為納稅人或面臨更高的邊際稅率。
3.人均收入效應、城鎮(zhèn)化效應以及人口規(guī)模效應。除個別年份外，人均收入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位居首位。由此可知，2005～2018年我國個稅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因于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這一結論與陳建東 等（2018）和馬驍 等（2019）的研究相一致。
雖然近年來我國城鎮(zhèn)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帶來了大量的納稅人和潛在的納稅人，但城鎮(zhèn)化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小。在分年度的分解結果中，城鎮(zhèn)化效應的貢獻大多小于稅負效應的貢獻，如 2015～2018年的逐年分解結果中，城鎮(zhèn)化效應的貢獻介于11.90%～15.42%之間，而稅負效應的貢獻介于31.62%～38.77%之間。本文認為，雖然我國有大量農村人口遷入城市，但是人力資本和勞動技能需要時間積累，很多從農村遷移的居民其收入水平還達不到個稅征收的門檻。因此，城鎮(zhèn)化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相對較小。另外，近年來城鎮(zhèn)化效應對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還呈現(xiàn)縮小的趨勢，這與同期我國城鎮(zhèn)化增速放緩相關。2015～2019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4～2018年我國城鎮(zhèn)化率的增速由1.33%逐步放緩至1.06%。
2005～2018年我國人口規(guī)模效應的貢獻率大都在2%～5%之間。與其他效應相比，該效應貢獻率僅高于個稅結構效應，這可能與我國長期實行的人口生育控制政策有關。2006～2019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數據顯示，雖然我國的人口規(guī)模在持續(xù)擴大，但年均增長率僅為0.50%。
（二）個稅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標準差橢圓分析
由于人均收入效應是拉動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基于標準差橢圓分析法進一步考察我國個稅收入和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空間分布特征。
表2分別從短半軸、長半軸、方位角、面積、平均中心位置、扁率六個角度展示了2005～2018年我國個稅收入標準差橢圓的相關特征。

基于表2，可獲取如下關鍵信息：
第一，結合平均中心的經緯度信息可知，我國個稅收入的空間分布特征是主要集中在我國中東部地區(qū)，并呈現(xiàn)出向東西方向擴張、東北方向萎縮的變動趨勢。與此同時，自2015年以來，個稅收入標準差橢圓的平均中心呈現(xiàn)出向西部移動的趨勢，這意味著近年來我國西部的個稅收入出現(xiàn)了比較快的增長。
第二，結合面積大小的信息可知，整體而言，面積從2005～2012年呈逐漸增加的態(tài)勢轉變?yōu)?012～2018年的逐漸減小的態(tài)勢，這意味著研究期間內，我國個稅收入的空間分布呈現(xiàn)先分散再集中的年度變化趨勢。
第三，結合扁率及方位角的信息可知，扁率從2005年的0.30減小為2018年的0.18，說明個稅收入空間分布的方向性變弱；方位角顯示，2005～2018年個稅的分布格局均為北偏東方向，但方位角減小了3.02°，空間分布格局的偏移趨勢明顯，意味著我國個稅收入空間分布格局朝正北﹣正南方向變化，其原因可能是川渝地區(qū)和西北地區(qū)個稅收入的增長。
第四，結合長短半軸的信息可知，長半軸由2005年的1 063.04千米降至2018年的1 000.50千米，這意味著個稅收入在主要方向上越來越集聚，而且是向南集聚，即南方地區(qū)個稅收入增長比北方多，這與近年來我國經濟發(fā)展“南快北慢”的特征相符；短半軸則由748.90千米上升至819.48千米，這意味著個稅收入在東偏南 - 西偏北方向上的空間集聚程度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即我國東西部個稅收入的差距有所減小，這可能是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川渝經濟圈的發(fā)展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等對西部經濟的推動，縮小了西部與東部地區(qū)個稅收入的差距。
同理，為了相比較，表3也從短半軸、長半軸、方位角、面積、平均中心位置、扁率六個角度展示了2005～2018年我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標準差橢圓的相關特征。

基于表3，可獲取如下關鍵信息：
第一，結合平均中心的經緯度信息可知，我國城鎮(zhèn)居民收入標準差橢圓分布范圍在“胡煥庸線 ”以東除東北以外的大部分地區(qū)。2005～2018年，城鎮(zhèn)居民收入標準差橢圓的平均中心向西南方向移動，呈現(xiàn)西南方向擴張、東北方向萎縮的分布特點，反映出我國西部地區(qū)和中東部地區(qū)城鎮(zhèn)居民收入增長較快，而東北地區(qū)居民收入增長較慢。
第二，結合面積、扁率及方位角的信息可知，面積在2005～2018年間變化很小，意味著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空間集聚特征未發(fā)生明顯變化；扁率從2005年的0.30減小為2018年的0.23，意味著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空間分布的方向性也在變弱，我國地區(qū)間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差距有縮小的趨勢；方位角2005～2018年期間增加了0.84°, 空間分布格局的偏移趨勢不是很明顯。
第三，結合長短半軸的信息可知，長半軸由2005年的1 089.56千米降至2018年的1 038.91千米，下降較明顯，意味著城鎮(zhèn)居民收入在主要方向上的集聚性增加了；短半軸則由761.98千米上升至795.34千米，意味著城鎮(zhèn)居民收入在東南﹣西北方向上的空間集聚程度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
綜合表2和表3可知，我國個稅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空間分布的動態(tài)變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個稅收入標準差橢圓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標準差橢圓都呈現(xiàn)出西部擴張、東北部收縮的特點。該相似性與前文得到人均收入效應是我國個稅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這一結論相契合。不過相比城鎮(zhèn)居民收入，個稅收入的標準差橢圓的長半軸較短，說明其分布更具集聚性；且由分布位置看，個稅收入的空間分布更偏向于東南沿海方向。2006～2019年的《中國稅務年鑒》數據顯示，2005年，僅廣東省、上海市、北京市、江蘇省和浙江省的個稅收入之和占當年全國個稅總收入的比重就高達55.01%，而這一比重在2018年進一步達到了59.51%?？梢哉f，這五個省份是我國個稅收入最主要的來源地。而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和西藏對我國個稅收入的貢獻很低，2005年這四個省份占個稅總收入的比重僅為 1.01%，2018年也僅為1.45%。
四
結論與政策建議
基于LMDI分解法，本文討論了2005～2018年個稅結構效應、稅負效應、人均收入效應、城鎮(zhèn)化效應以及人口規(guī)模效應對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影響。考慮到人均收入效應是影響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主要因素，本文進一步結合標準差橢圓分析法，考察了同期我國個稅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之間的空間分布特征。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首先，研究期間內，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對我國個稅收入增長的拉動作用最大，城鎮(zhèn)化進程的推進有助于促進個稅收入的增長，但近年來該作用有所下降，人口規(guī)模效應對個稅收入的拉動作用有限；其次，個稅稅負效應的變動與我國歷次個稅改革（主要是費用扣除額的調整）效應相吻合，該效應的最大特征是具有較強的回彈力，個稅改革引致的稅負下降短期內會抑制個稅收入的增長，但該抑制作用會迅速消失；再次，個稅結構效應對個稅收入增加的拉動作用極小，且其各個子結構效應的差距較大，工資性個稅收入有力地拉動了個稅收入的增加，但該效應卻被財產性及經營性個稅收入的占比下降所抵消；最后，我國個稅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具有較強的空間分布相似性，二者均呈現(xiàn)向西部擴張、東北萎縮的空間特征，不過個稅收入存在更為明顯的空間集聚現(xiàn)象。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首先，大力、積極、穩(wěn)步推進居民收入提高，為個稅收入增長提供牢固的根基。本文的核心研究結論之一是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增長是拉動我國個稅增加的最重要因素，且個稅收入與城鎮(zhèn)居民收入的空間分布特征具有較強的相似性?？梢哉f，個稅收入的增長及相關重要宏觀調控職能的發(fā)揮都離不開居民收入持續(xù)增長這一源泉。“保居民就業(yè)”“?；久裆薄氨Ｊ袌鲋黧w”等“六保”是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宏觀調整政策的著力點，也是個稅收入穩(wěn)步提高的稅源所在。
其次，穩(wěn)步擴大個稅綜合所得的征收范圍，適時將財產性收入等納入綜合所得范疇。本文的研究結論之一是雖然工資性個稅收入對總體個稅收入增長的貢獻很大，但財產性及經營性個稅收入反而拉低了總體個稅收入的增長，這與當前我國城鎮(zhèn)居民工資性收入占比下降、財產性及經營性收入占比提高的發(fā)展趨勢不相符。究其原因，更多是與我國個稅現(xiàn)行征收管理特點相關。2019年我國個稅實現(xiàn)了由分類征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征收轉換，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納入綜合征收范圍，但財產性等收入仍采用分類征收模式。未來，我國應重視城鎮(zhèn)居民不同類型收入占比與對應的個稅收入份額變化趨勢不一致的現(xiàn)象，繼續(xù)穩(wěn)步擴大個稅綜合所得的征收范圍。
最后，逐步完善個稅綜合所得扣除機制，照顧不同地區(qū)、不同群體的實際必要支出差異。我國的歷次個稅制度的改革，大都離不開費用扣除額的調整，2019年的個稅改革在進一步提高費用扣除額的基礎上，還設立了專項附加扣除項目。這些改革，不僅體現(xiàn)了對于不同群體實際必要支出的差異，而且體現(xiàn)了不同的地區(qū)差異。未來，我國應當進一步完善該項改革措施，以照顧不同地區(qū)、不同群體的實際必要支出差異，保證個稅綜合征收的公平性、合理性。
（本文為節(jié)選，原文刊發(fā)于《稅務研究》2020年第7期。）

END

"數字經濟與稅收治理”征文啟事
“國家治理與稅收征管法修訂”征文啟事
個人境外所得的稅收抵免規(guī)則與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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