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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案例】王山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走私案 [打印本頁]

作者: 涉稅案例君 時間: 2020-10-10 10:38
標題: 【案例】王山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走私案

王山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走私案

本案關注點：騙取出口退稅的行為在1992年以前被定位詐騙罪，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2年9月4日公布的《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將這種行為規(guī)定為騙取出口退稅罪，根據(jù)從舊兼從輕原則，1992年以后審理的騙取出口退稅行為應認定為騙取出口退稅罪。

王山騙取國家出口退稅、走私案

被告人王山，男，58歲，S貿易公司(國有)經理，法人代表。

案件基本事實：

1989年11月至1990年6月間，S貿易公司經理王山伙同該公司副經理蔡××(另案處理)行政部副部長柯××和下屬商業(yè)發(fā)展公司供銷部部長黃××等人(均另案處理)，勾結境外商人歐××、梁××、楊××及社會上不法分子趙××、方××、王××、王×等人。采取虛開化妝品發(fā)票，虛假報關出口，欺騙稅務部門等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共計4780萬余元。具體犯罪事實如下：

(1)1989年下半年，被告人王山及蔡××等人與S市稅務局萬××談及出口退稅生意時，萬××表示化妝品出口生意可以退稅。

1989年11月上旬，被告人王山與境外商人歐××商談做化妝品出口退稅生意。隨后，王山、蔡××安排S貿易公司職工張××隨同歐××到H市采購化妝品。歐××、張××到H市后，先后與H市幾家化妝品生產廠家洽談購買化妝品事宜，但當歐××提出要將供貨發(fā)票價格開高時，均遭到廠家拒絕。歐××打電話將情況告訴王山，王山讓歐××找G市不法分子聯(lián)系開發(fā)票。同日24日，歐××給G市不法分子趙×和Z市不法分子趙××打電話，要求趙××等人帶公章到H市為其代開發(fā)票，并告訴趙××等人代開發(fā)票的報酬等情況。第二天，G市的趙×帶領G市某電子有限公司的方××攜帶公章飛往H市，Z市的趙××也同某僑匯服務公司的黃××攜帶公章飛往H市。歐××電話請示王山后，讓D市、Z市兩家公司出面向H市化妝品四廠購買化妝品，貨款、運輸均由S貿易公司負責，貨權屬S貿易公司。G市、Z市兩家公司名義上從H市化妝品四廠購買化妝品再賣給S貿易公司，實則是轉手開加價發(fā)票，S貿易公司按5%付加價開票手續(xù)費。

1989年11月26日，方××代表G市某電子有限公司與H市化妝品四廠簽訂了一份化妝品購銷合同，購進化妝品l700件，金額人民幣83萬余元；Z市的趙××以購方名義代表某僑匯服務公司與H市化妝品四廠簽訂了四份購銷合同，購進化妝品2976件，金額人民幣238萬余元。

11月28日，S貿易公司蔡××與S市對外貿易集團報關公司簽訂了代理出口化妝品合同，合同金額1279萬余美元。當天在王山的授意下，歐××以境外××國際貿易公司的名義，與S市對外貿易集團報關公司簽訂了虛假的購買l279萬余美元化妝品的合同成交書，即外貿合同。

1989年12月上旬，S貿易公司派人帶匯票到H市化妝品四廠付款結賬，H市化妝品四廠收款后，按合同價款分別把發(fā)票開給了G市某電子有限公司和Z市某僑匯服務公司。S貿易公司將化妝品運抵S市。

12月14日，王山叫歐××通知G市和Z市兩家公司來S市簽合同、開發(fā)票。兩家公司分別在蔡××事先填好的與S貿易公司的購銷合同、代理出口協(xié)議、補充協(xié)議上簽字蓋章，合同日期倒簽為11月29日。G市某電子有限公司按蔡××事先擬好的價格清單為S貿易公司開發(fā)票，把購入價為83萬余元的l700件化妝品價格，開成金額1649萬余元的發(fā)票，價格提高了20多倍。Z市某僑匯服務公司按蔡××事先擬好的價格清單為S貿易公司開發(fā)票，把購入價為238萬余元的2976件化妝品價格，開成金額為5548萬余元的發(fā)票，價格提高了23倍還多。G市、Z市兩家公司分別在發(fā)票上蓋章后，將發(fā)票交給蔡××和歐××。這樣，S貿易公司用320萬余元人民幣購買的化妝品，經G市、Z市兩家公司轉手虛開發(fā)票后，價格變成了7198萬余元。

12月24日，S市外貿集團報關公司代理S貿易公司把4676件化妝品以1279萬余美元的價格從S海關報關出口運到境外。歐××收貨后將化妝品存放在境外倉庫。這樣S貿易公司又騙取了海關出口報關單退稅憑證，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準備了必要資料。歐××在為S貿易公司辦理化妝品出口過程中，向王山提及報酬時，王山允諾等退稅后給歐××300萬元人民幣。

(2)1989年11月初，被告人王山及蔡××多次同境外商人梁××、楊××密謀做化妝品出口退稅生意。王山要梁××負責在內地采購化妝品，費用由S貿易公司負責支付，要楊××在境外接收出口的化妝品，并給楊××一個化妝品底價，賣多的錢歸楊××所有，倉租、運費由楊××墊付，楊××表示同意。

11月10日，境外商人梁××要N公司在N市、H市等地組織價值500萬元的化妝品，再轉賣給S貿易公司，貨款、運費均由S貿易公司支付，保證N公司有5～10%的利潤。

11月24日，N公司經理王××等3人分別以N公司的名義與N市C化妝品廠、H市日用化妝品廠、H市化學品二廠簽訂了購銷合同。其中向C化妝品廠購進化妝品6889件，金額人民幣122萬余元；向H市日用化妝品廠購進化妝品4381件，金額人民幣71萬余元；向H市化學品二廠購進化妝品3414件，金額人民幣71萬余元。共計購買化妝品14784件，合同總金額人民幣266萬余元。

1989年12月上旬，N公司從S貿易公司拿得300萬元匯票，分別向N市、H市三家供貨單位支付貨款共人民幣264萬余元，實際購買化妝品14779件，然后N公司再以人民幣293萬余元將上述化妝品賣給S貿易公司，并由供貨單位直接將貨發(fā)運到S市。

同年12月8日和23日，蔡××以S貿易公司下屬Y公司名義與S市外貿集團報關公司簽訂了委托代理出口化妝品報關協(xié)議兩份，金額分別為488萬余美元和875萬余美元。

12月23日和26日，S市外貿集團報關公司代理S貿易公司向S海關申報化妝品出口，共出口化妝品14621件，總金額1364萬余美元。該批化妝品運抵境外后，由外商楊××按原來和王山等人的協(xié)議將貨收下，存放在免稅倉庫。S貿易公司從而獲取了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的報關單退稅聯(lián)。

12月24日，N公司按S貿易公司及外商梁××的要求，由王××攜帶N公司的合同章及空白發(fā)票到S市補簽合同和開發(fā)票。外商梁××、楊××等對王××謊稱該批化妝品用于在國外以貨易貨，所以開發(fā)票把價格大幅度提高，主要是為給外國人看，生意做完后再用紅字發(fā)票沖減，從而騙取王××信任。梁××拿出事先早已擬定好的總金額達8376萬余元人民幣的虛假購貨合同5份讓王××簽字，隨后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價格清單叫王××照清單開發(fā)票。王××共開出發(fā)票27套，開票總金額人民幣8048萬余元，并在發(fā)票上蓋上N公司的財務專用章然后交給梁××。這樣S貿易公司以不足300萬元人民幣購買的化妝品，經N公司轉手后，換來了8048萬余元的購貨發(fā)票，從而將購貨價格加大27倍多，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準備了必要的資料。

被告人王山、蔡××用上述虛假發(fā)票和海關退稅單向S市稅務局申請化妝品出口退稅，1989年12月25日至1991年3月4日，S市稅務局分5次給S貿易公司辦理化妝品出口退稅，共計退出稅款4780余萬元，匯至S貿易公司賬戶。在退稅過程中，王山、蔡××從S貿易公司付給外商歐××港幣300萬元，付給外商楊××港幣200余萬元。王山還讓S貿易公司財務部作假賬應付稅務機關檢查。

1988年10月，被告人王山指派S貿易公司進出口部做進口彩色電視機散件(含彩色顯像管)加工成整機再復出口的生意，并叫該部部長曾××按30萬套打報告簽合同。曾××請示王山如何經營，并向王山提出進口彩色顯像管資金短缺的問題。王山叫曾××以代理進口的形式來做，把進口的彩色顯像管賣掉，加大進出口部全年的利潤。10月24日，曾××代表S貿易公司進出口部與境外某公司簽訂了進口20寸散件含彩色顯像管共計30萬套的進口合同和加工成整機后復出口的合同各一份。同時，S貿易公司正式寫報告并附兩份合同，要求有關部門辦理30萬套彩色電視機散件進口批文，11月10日，有關部門批準S貿易公司進口彩電散件組裝成彩電后復出口，11月15日S貿易公司在S海關領取了內容為進口30萬套散件，出口30萬臺彩電的登記手冊。S貿易公司先后進口了16600只彩色顯像管，全部倒賣給內地廠家、公司，共計獲利潤人民幣750萬余元。

1990年6月23日，S貿易公司向S海關申報出口20寸彩電726臺，總價值203萬余元港幣，海關檢查發(fā)現(xiàn)載貨車輛單位與載貨清單不符，司機所用簽證本上蓋的海關驗訖章是偽造的，為此進行調查，追查該公司進口免稅復出口彩管的下落。為應付海關檢查，被告人王山組織公司開會商量對策，并指示絕不能承認已將進口彩管賣掉，就說正在外地加工，要抓緊收購一批彩管，應付海關檢查。王山還指使會計作假賬，同時派人到有關部門申報進口彩管補稅內銷手續(xù)，企圖掩蓋走私犯罪事實。

1990年6、7月間，海關、稅務等有關部門對王山所在貿易公司走私、騙稅問題進行調查，王山畏罪潛逃國外定居。數(shù)年后被抓獲歸案。

本案在審理中對S貿易公司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是否定單位犯罪并追究主管人員王山的刑事責任有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S貿易公司利用虛開的化妝品發(fā)票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4000余萬元，作為S貿易公司的單位主管人員，被告人王山應負刑事責任。雖然S貿易公司騙取出口退稅的時間為1989年，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正式規(guī)定單位犯騙取出口退稅罪是在1992年9月4日，但是S貿易公司單位犯罪案件的偵破、審判均在《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頒布實施之后。因此，對被告人王山的行為應當適用《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追究刑事責任。

另一種意見認為：1979年我國刑法中沒有單位犯詐騙罪的規(guī)定，1985年7月8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發(fā)布的《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首次在詐騙罪中規(guī)定了單位犯罪，但也僅僅是規(guī)定了合同詐騙中的單位犯罪，即單位不具備履行合同能力而簽訂合同進行詐騙，追究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一直到1992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法律才正式規(guī)定了單位騙取出口退稅罪，才為單位犯騙取出口退稅罪提供可靠的定罪量刑法律依據(jù)。在此之前單位犯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罪的，認為不能追究，不能以后來的法律追究以前的行為。S貿易公司及王山等人的行為發(fā)生在1989年至1991年，即發(fā)生在《關于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guī)定》頒布之前，當時的法律沒有規(guī)定單位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為犯罪，S貿易公司又是大的國營公司，按照1979年《刑法》第9條從舊兼從輕的原則，S貿易公司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的行為就不應定罪，當然也就不應追究王山作為S貿易公司主管人員對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罪的刑事責任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王山等人行為發(fā)生時國家法律雖然未對法人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犯罪作出規(guī)定，不能依法追究主管人員王山的責任，但是王山主管的S貿易公司騙取國家退稅4000余萬元，具有社會危害性，應當按照1979年刑法關于類推的規(guī)定，類推王山犯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罪，追究王山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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